2000年1月12日开始的北京春季图书订货会，看到科技图书尤其是计算机类图书的繁荣景象，使人猛然想起一个久已不被人提起的“名词”——“计算机图书四强”。
在去年夏天的图书市场上，四强以联手的姿态出击市场，在全国各地举行展销。事后，根据记者的采访来看，电子工业、清华大学、机械工业、人民邮电四家在计算机图书出版发行中处于龙头地位的出版社对这种发行联合体“比较满意”，有关媒体对此的报道也多冠以“变淡季书市为旺季书市”、“规范图书市场”、“共赢”、“品牌和效益的双丰收”之类的字眼，有关“四强”的话题也为圈内人士津津乐道。但如果说去年夏天四强的联合行动为他们的“蜜月期”的话，那么在此之后一直到今天的订货会却是“激情之后的平静”。据了解，彼此再也没有“实质性接触”。
既然对大家都有好处、在圈内影响极大的“计算机四强”已经横空出世，而且据说已经取得不凡的销售业绩，为何没有将“联合”进行到底呢？
人民邮电出版社发行部经理赵宝珊认为：“四强”本身是一个品牌，不是一个固定的组织，目前的联合还限于发行领域，从现有的内外部环境来看，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做到“卿卿我我”、“亲密无间”。
业内人士指出，在科技类图书市场中，计算机图书是利润比较大的一个领域。但同时由于投入大、风险大，又使这一领域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以四强为例，据统计，清华大学、人民邮电、机械工业、电子工业四家出版社在计算机图书市场上所占份额都在10％——20％之间，彼此势均力敌，各有各的绝招，在竞争中都不占绝对优势。但在变幻莫测的图书市场上，谁也不能保证永远“强”下去（据悉，北京大学出版社已经提出要做计算机图书的另一“强”），因此大家都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这既使四强走在了一起，又使其难以进一步的融合。
事后有人总结了去年夏天“计算机图书四强”发动的“强力冲击波”，联合效应也很明显：集中宣传所带来的品牌优势，等于集体做了一次广告；调整了社店关系，包括新书上架及书位、折扣、退货、回款时间等与书店达成了一致；整合其原有的读者资源并开辟新的读者层；规范市场，推动计算机图书市场向前发展；由于长期的经营，“四强”都形成了自己在全国各地相当完善的发行网络，在此可以互通有无，取长补短。
但同时，彼此经过“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对对方认识得也更为清楚，包括双方的分歧所在：因为四家各有特色，比如，清华大学出版社以计算机教材为拳头产品，别的出版社有的优势在于全方位出击，有的以中低层实用类见长，有的以高水平专业级电脑书著称，在宣传重点上如何倾斜？宣传费用如何分担？“同行是冤家”，虽然表面上在联合，但大家都在卖计算机图书，同类图书在选题、发行上免不了有“撞车”现象，每一家都希望实现利润最大化，在对该市场利润分割过程中肯定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磨擦。
清华大学出版社发行部主任王传臣告诉记者，“四强”从策划到诞生都没想到要形成一个组织，当初聚在一起就是为了“合作做一些事情”，决不是想要依仗强势地位，“使别人活不下去”。“四强”出现的本意是希望能够借集体的力量推动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但有了四强，紧接着计算机图书市场就出现了“十五联”，一时使计算机图书市场硝烟味渐浓。“我们不想使市场局势弄得很紧张。”这也是使“四强”的联合行动适可而止的原因之一。
由于利益因素，国内越来越多的出版社加入了计算机图书的角逐。赵宝珊经理感叹说“现在不是在看哪个出版社在出计算机图书，而是在看哪个出版社没出计算机书”。联合的优势是明显的，在规范市场方面，可以减少违规行为；在规模效益方面，可以减少重复出版，避免浪费，节约资金，实现成本最小化。但怎样才能实现真正的联合呢？业内人士认为，除非出现以下情况，否则出版发行领域就不可能将“联合”进行到底：一、随着图书出版业市场化进程的推进，打破目前出版社现行体制包括所有制结构，完全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二、加入WTO后，外资大规模进军国内出版业，使出版社面临生存压力，非联合不足以生存，必须走联合自救之路。这样，资金、结构重组等深层次联合在各出版社之间才有可能。
文章写到这里，已经行将结束，但关于“四强”、关于计算机图书的出版发行、甚至关于中国的出版业，似乎还有更多的问题需要探讨，这些问题也远不是本文所能说清楚的，我们希望关注中国图书出版业的有识之士能够提出自己的良策。清华大学出版社王传臣先生最后耐人寻味地说：自打出“四强”的牌子之后，我们四家出版社也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遇事相互打个招呼。这种默契就是在目前的局面下所能达到的合作程度。
从这次北京春季图书定货会来看，不管是“四强”，还是“十五联”，都是“各搭各的台，各唱各的戏”，看来，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联合，还需要外部大气候的形成。
